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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及不可持續發展的野生生物販賣活動，對瀕危及易危物種帶來威脅。香港政府對相關的合法和非法活動沿用的法例和執行政策，對全球瀕危物種這個議題有著重大影響。

香港是野生生物的交易中心。於2018年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向《瀕危物種貿易公約》貿易數據庫提交報告，指出有超過350多種被列入瀕危物種貿易公約 (CITES) 的物種，從36個地區以超過40多種不同形式進口香港，當中包括活體動物、動物皮革及雕刻製成品。

中國一半的犀牛角和虎骨走私案經由香港中轉
2014年至2018年間，在中國大陸被起訴的野生生物走私案件中，與犀牛角和虎骨有關的案件中便有50％的違禁品是經由香港進入內地。

香港法例需將野生生物罪行定位為嚴重及有組織的罪行
為了有效遏止越來越多經由香港發生的野生生物罪行，必須根據《有組織和嚴重犯罪條例》（第455章）將涉及野生生物的罪行定位為嚴重刑事罪行。此外，亦應加大力度打擊非法份子，防止他們利用香港的合法貿易途徑，將非法捕捉而來的動物「洗淨」，這包括改善動物供應鏈的追蹤措施，以監測活體動物的運送。

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Amanda Whitfort 和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副總監（福利部）侯安娜博士，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（教資會）優配研究金資助（No 17655316），於2017年起，就管制野生生物交易的合法和非法活動香港法例和政策的有效性，開展為期兩年的研究。在研究過程中，她們就當前的法律框架的有效性，訪問了來自政府、學術界、非政府組織，和相關的貿易行業共12位持份者。所有被訪者均認為，由於合法貿易和非法走私野生生物的活動數量不斷增加，使得現行法例難以被有效執行。

研究人員將香港目前有關進口和擁有野生生物的法例和政策，與歐盟、美國和澳洲的最佳做法比較，並提出38項改善執法及提升相關法例和政策成效的建議，從而加強控制瀕危和易危物種的合法和非法貿易活動。這些措施包括修訂《有組織和嚴重犯罪條例》，將野生生物犯罪行為包括在該法例內；找出特別容易造就「洗淨」瀕危物種的行業；制定打擊犯罪的具體行動計劃；實施嚴格的識別控制措施，以確保能有效追蹤所有活體動物供應鏈上的活動。

第586章《瀕危動植物物種保護條例》的修訂雖重要但未能帶來足夠的阻嚇作用
在2018年中，《瀕危動植物物種保護條例》完成修訂，並將野生動植物罪行修訂為可起訴罪行。然而，儘管在香港範圍緝破的野生生物走私案件價值以數百萬美元計，但根據《有組織和嚴重犯罪條例》涉及野生生物的犯罪行為仍未被視為嚴重罪行。

2013年至2019年間，香港海關共緝獲超過7.67億港元的野生生物，包括22公噸象牙（需要宰殺約3,000頭大象），70公噸穿山甲（從山甲片和屍體數量估算，超過138,000隻穿山甲被殺害）和66公噸其他瀕危物種（主要是爬行動物）。

儘管過去十年來緝獲量和價值有所增加，但香港未有對走私野生生物網絡作出過起訴
走私是一項跨國活動，通常涉及資源豐富的集團。然而，儘管香港成功緝獲了大量及高價值的走私物品，卻仍然沒有專門的調查小組及健全的法例起訴這類走私網絡。緝獲走私物品固然重要，但它不能被視為此類非法貿易活動已被成功控制的指標，只能從中察見經由香港發生的非法貿易活動的數量和規模。

儘管香港緝破的走私案件規模越來越大，尤其是從船隻集裝箱中緝獲的物件，但仍然未有野生生物販運者因洗黑錢相關的罪行而受到控告，亦沒有集團因走私野生生物而被起訴。導致此情況的直接原因是，香港政府繼續未能依據《有組織和嚴重犯罪條例》將野生生物罪行定性為特定的犯罪行為。如依據《有組織和嚴重犯罪條例》將野生生物罪行視作如其他走私犯罪行為一樣的嚴重罪行，即能增強調查工作的力度，從而有效應對香港日益嚴重的野生生物販運問題。因此，這項研究的主要建議是修訂第455章《有組織和嚴重犯罪條例》，將有關野生生物的罪行列為特定罪行。

識別具高風險被用作洗淨野生生物的貿易
研究更指出，香港的合法貿易被用作非法販賣引來極大關注，這是由於大多數瀕危物種在供應鏈上的可追蹤性非常低。高度瀕危物種通過兩種方式非法進入香港：走私或「洗淨」。

走私
香港是高度瀕危和貴價爬行寵物的著名走私中心。未經許可入口的物種，經常被發現藏在飛機行李、過境卡車後方，以及進入香港水域船隻的船艙。此類走私動物活動帶來明顯和嚴重的動物福利問題，而且因為避開了檢疫控制，更會為香港市民和本地動物引來人畜共患疾病暴發的風險。

將非法走私物種「洗淨」
為進口動物安排報關時，瀕危和非法走私的物種經常與合法進口的物種混在一起，以逃避執法當局的識別。

香港每年進口的爬行動物多達100萬隻，用於食品和寵物貿易，但礙於其數量龐大和現行制度，因此無法確定其中有多少動物被出售，食用，拋棄或死亡。

物種進入香港後，持有執照的商人能夠利用現行制度的漏洞，輕易地將非法入口的動物「洗淨」。這些漏洞是由於政府在2006年放寬了對擁有許可證的要求，導致申請進口許可證和擁有物種許可證的數量在15年中下降了近90％。現在，個人托運或飼養場所如持有受控物種進口許可證，則在安排動物入口時不再需要為個別動物準備進口許可證，這讓犯罪分子更容易將走私物種「洗淨」。

改善活體物種貿易的可追蹤性
由於動物沒有個別的識認文件，無良商人可以聲稱野生捕獲的爬行動物、雀鳥和魚是由人工繁殖而來，或將非法採購的動物代替合法進口的動物，這些行為均削弱了香港在執行《瀕危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（CITES）方面的努力。

「洗淨動物」活動過往在狗隻貿易及象牙貿易非常盛行，後來漁護署進行廣泛研究，改善了這兩種貿易的可追蹤性，堵塞了漏洞。 

研究人員建議，必需對瀕危物種貿易的可追蹤性進行類似的研究，讓香港能追蹤所有受管制動物的可驗證合法來源，從而保障公共衛生、保護動物和確保動物福利。在2016年，漁護署的動物管理部門通過修改第139B章《公眾衞生（動物及禽鳥）（售賣及繁育）規例》，糾正了犬類交易中的類似問題，要求將狗隻的來源地、轉讓及進口、繁殖和銷售等資料妥善記錄。此類管制措施實應引用在瀕危物種的銷售活動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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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Amanda Whitfort（電郵： whitfort@hku.hk）
香港大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高級經理（傳媒）尹慧筠小姐（電話︰28592600；電郵：melwkwan@hku.hk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