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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國家出口野生生物產品到富裕國家以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求，是大衆對野生生物貿易的解讀。於是當國際間的貧富差距擴大，國際野生生物貿易亦會相應擴大增長，並危害野生物種的生存。

由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研究學部榮休教授杜德俊教授，以及嶺南大學科學教研組研究助理教授廖佳桓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，透過分析全球野生動物貿易數據，證實了這項假設。研究結果剛於學術期刊《科學前沿》（Science Advances）發表。廖博士是前港大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研究學部博士後研究員，是論文第一作者。

富裕國家應承擔大部分責任
研究顯示，富裕國家對國際野生動物貿易應負上很大的責任。《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》（CITES）所列的頭三大野生動物進口國是美國、法國和意大利。在亞洲，中國、新加坡和日本等較富裕的國家也是野生動物產品的進口國。出口方面，印尼等有較佳物流處理能力的國家，是野生動物產品的主要來源地。

香港一直是合法野生生物貿易的樞紐之一，在1998年至2018年期間合共進口約1,300萬隻動物，其中以魚類、鯊魚及魔鬼魚類物種為多。

團隊分析這20年間合法野生動物貿易的數據，當中包括水族活珊瑚、作水產養殖的野生鱘龍魚和作中藥藥材的海馬等，估計這期間，全球貿易牽涉4.21億隻動物，而當國際間的貧富差距加劇，野生動物貿易的市場也隨之而擴大。

研究結果顯示，野生動物產品的出口和進口國之間有著明顯的貧富差距，進口國在各項社會經濟指標中表現都較好。例如，研究指出最大的貿易夥伴是美國（進口國）和印尼（出口國），而美國的人均生產總值是印尼的20倍。其他有大額貿易往來的包括由牙買加出口到法國，後者的人均生產總值是前者的8倍；以及印尼出口到新加坡，後者的人均產值是前者的17倍。

近年，野生生物貿易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。有說新冠病毒是通過野生動物貿易而傳播給人類，中國去年亦頒佈禁止食用野生動物。加強監管短期可能抑制野生動物貿易，但由於疫情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不一，部分國家受的打擊較大，國際間的貧富差距可能因此加劇。按照研究結果，貧富差距與野生動物貿易有著正關連，疫情過後國際野生動物貿易將有機會反彈增長。

應降低國際間對動物產品的需求
國際野生生物市場的不平等，以及富裕國家在其中的主導地位，突顯了有需要透過行動以降低消費者對野生動物產品需求的重要性，這可以是透過一些宣傳活動，藉以提高人們的保育意識，或是尋找替代的產品。

杜德俊教授指出：「很明顯，這裏帶出一個訊息：富裕國家的需求，正加劇了貧困或低收入國家對野生生物的捕獵採伐和相關貿易，這意味著富裕國家的消費者有需要盡責任做點事，控制自身對動物產品的需求和貪婪。」相比全面禁止野生生物的捕獵採伐，從社會角度看，這可能是更公平合宜的做法，可避免過度打擊靠此貿易為生的群體。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亞洲環境學院助理教授李思慧博士表示：「從全球管理野生生物貿易的角度看，我們必須在保育野生物種不至受危害，以及那些以這些生物資源作爲食糧或賴以維持生計的群體，兩者中取得平衡。」

《科學前沿》論文連結：
https://advances.sciencemag.org/content/7/19/eabf7679/tab-article-info

圖片下載及說明：https://www.scifac.hku.hk/pres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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